一切站在孩子的立場
“我自己的孩子25歲了，她堅決想學醫(yī)，我堅決不讓。但這輩子你讓我重新選，我還是選擇當醫(yī)生，因為孩子是無辜的……”
走進蔣建軍的辦公室，她正在和一個大約6、7歲的男孩交流“偷菜”的問題。一邊邀請男孩到她家的菜園子去摘菜，一邊對孩子的父母說：問題不大，吃了這次藥再來看吧。
這是一間由病房改成的辦公室。蔣建軍坐在書桌后，一眼望去，膚色偏黑，臉上有明顯的皺紋，頭發(fā)簡單地攏在腦后，除開穿了一身白大褂，她和普通人家里的長輩并沒太大區(qū)別。也許正因為此，患兒見到她，即使知道是醫(yī)生，也不大害怕。
“一切站在孩子的立場考慮”，這是蔣建軍開場的第一句話。從醫(yī)27年，看過的患兒無數(shù)，也遇到百樣家長，“看病花時間，又操心經(jīng)濟負擔，大人肯定著急”，不被理解在兒科是家常便飯，可蔣建軍與別人不同，她沒有花太多時間關(guān)注家長的負面情緒，而是把更多精力用來與孩子溝通。
“現(xiàn)在的孩子比以前更有主見，稍微大一點的都會主動與你溝通。他們比大人更懂道理，會說自己的要求，不想打針、不想吃藥等。醫(yī)務(wù)人員要先讓孩子接受你的觀點，家長才會容易接受。”
這樣的“迂回戰(zhàn)術(shù)”，也算是在臨床與家長“斗智斗勇”后的心得。許多次為了安撫病中的孩子，蔣建軍甚至充當起了老師，讓孩子把課本帶到醫(yī)院，給他們補落下的課程——是醫(yī)生，更是操心的長輩。
這樣的好心態(tài)，蔣建軍也不是一開始就有。1992年剛剛從醫(yī)時，接診了一個腎病綜合征的3歲患兒，送到醫(yī)院時全身水腫，眼睛都睜不開，經(jīng)過搶救和一年的復診，終于康復；有次過年院長查房，把正準備年夜飯的她叫了回來，三個病危的孩子搶救過來，年也過完了……她一度認為，醫(yī)生沒有正常人的生活，乃至女兒25歲時打定主意要當醫(yī)生，她堅決反對?？僧敵跛龘尵然貋淼哪莻€腎病綜合征的孩子，又帶自己的孩子找她看病，她才徹底放下糾結(jié)——“重新選擇，還是要當兒科醫(yī)生，因為孩子是無辜的，他們身體健康、活蹦亂跳，就是我們最大的安慰。”
“一切站在孩子的立場”，這句話乍看冠冕堂皇，卻不知說的人背負了多少泥濘。蔣建軍的手機、微信是公開的，半小時里她接了四五通電話，全是家長詢問病情；部分留守兒童生病就被喂以抗生素，吃了藥不見效家屬跑到醫(yī)院吵；兒科用藥無論品種還是劑型都普遍偏少，部分兒童用藥只能在成人的劑量上酌減；分級診療進一步推廣，但兒科醫(yī)生人數(shù)卻極度缺乏……蔣建軍不僅只是看病，她就像一個大家長，心里裝著這個家里所有的事，嘴上說著“太累了”，心里卻樂此不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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